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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主政治發展是從西方列強侵略引發民族生存危機開始起步的，救亡圖存成為中國近現代一切政治建設的歷史起點和邏輯原點。從洋務運動到辛亥革命，近代史上各個階級、集團的救國方案和努力均歸于失敗，都未能改變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沒有真正發動廣大人民群眾，中國人民的歷史主體性和主動性沒有得到發揮。事實證明，不發動人民群眾、不實行人民民主，就不能改變近代中國的歷史命運，就不能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分析中國社會形態和階級狀況，弄清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動力，通過土地革命和反抗外來侵略的民族解放斗爭，發動和依靠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實踐民主政治，最終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

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近代以來追求民族獨立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但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歷史任務才剛剛開始。此時的中國，人的預期壽命僅35歲，全國鋼產量只有15.8萬噸，僅為印度的1/8。從世界各國的經驗看，在缺乏資源優勢的條件下，實現趕超主要是靠推進制度創新、靠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性。民主政治正是調動人民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為實現國家現代化而奮斗的重要政治機制。

民主政治是人們的選擇，但人們只能在歷史任務和國情條件等客觀因素設定的可能性中作出選擇。中國現代政治體制必須具備有效治理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資源分布不均衡的東方大國的能力。以資源為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具有的四種主要資源——人力資源、市場資源、水能資源、煤炭資源，以縱貫國土的“璦琿—騰沖線”為界，絕大部分的人口和市場資源在“璦琿—騰沖線”以東，而絕大部分水能和煤炭資源居于“璦琿—騰沖線”以西。因此，解決資源分布不均衡的問題、實現全國范圍統籌調配資源，就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特點。中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當下中國社會面臨的根本任務是實現國家發展，實現工業化、現代化。在這一時代主題下，中國的政治制度必須既能充分調動和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發展經濟、建設國家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又能在全國范圍合理調配資源、保障社會安定團結。這樣的制度才是真正為中國所需要的制度，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制度。

中國民主政治制度具有自身鮮明特色

經過長期探索，中國建構了一套適合基本國情、符合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的民主政治制度。這套制度的鮮明特色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

工業化過程既是物質生產進程，也是社會關系發展進程即所謂社會轉型。社會轉型一般表現為四個方面：社會流動、身份改變、財富增加、關系變化。實現這些變化一般有兩條途徑：一條是經濟途徑，即賦予人們追求財富與地位的合法權利，激發人們生產經營的積極性，此為“生產性激勵”；另一條是政治途徑，即社會群體通過政治參與甚至政治斗爭來獲取政治權力，進而對社會資源進行再分配，此為“分配性激勵”。“分配性激勵”很容易引起社會動蕩，進而影響甚至阻滯工業化進程。韓國20世紀60年代初張勉政權的“民主失敗”、泰國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多黨政爭，都是比較典型的“分配性激勵”引起的社會動蕩。

中國在發展民主政治的過程中，堅持將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這一制度安排，為中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能有效避免因社會矛盾沖突過度而阻滯工業化、現代化進程。

保障人民權利，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為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提供了強大動力。改革開放以來，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我國進行了一系列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保障了人民權利，擴大了人民自由。這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不斷深化了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認識，建立和完善了相關制度；二是建立和完善了社會主義法治，使人民的合法權益特別是經濟權益與合法收入得到有效保障；三是形成了能力導向型、貢獻導向型的選人用人機制和收入分配機制。

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前提與必要條件。人民是國家權力的主體，是民主政治的主體，但人民主體地位的確立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人民必須具有自我意識和組織形態。在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具有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能夠團結帶領中國廣大人民，在法治的軌道上有效行使國家權力。因為中國共產黨掌握和行使國家權力是實現人民的整體意志，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從實踐層面上看，后發國家的執政黨和政府能否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規劃、組織和協調作用，從而促進經濟集約化發展，是實現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的關鍵因素之一。中國的民主政治制度恰恰賦予了執政黨領導下的政府集中資源、協調各方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具體體現為宏觀調控經濟運行、制定發展規劃、協調區域發展、建設基礎設施、營造政策環境和提供公共服務等。